【本刊曾薛霏撰述】引起争议的马来文政治短篇小说《J议员新政治》（Politik BaruYB J）书写了国内的种族主义政治，主角含有影射士布爹国会议员郭素沁之嫌，并以自杀式袭击结束；姑且不论作者是否在配合《马来西亚前锋报》一连串企图抹黑郭素沁的动作，但这篇小说也抛出了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在支持创作自由时，我们能否允许政治不正确的作品出现？

这篇《J议员新政治》（Politik BaruYB J）刊登于10月12日《马来西亚前锋报》（Utusan Malaysia）的文学版，乍读之下会将主角佐瑟芬议员（YB Josephine）与郭素沁联想起来，并非两人的性格相似，而是发生在J议员身上的连串事件以及她对自己提出的疑问如，“我是不是反马来人、反回教徒？”，都是郭素沁近来频频提出的疑问。

虽然一些读者在阅读时没有联想到郭素沁，但仍然被小说结尾尝试建议的圣战式的自杀袭击感到不舒服，仿佛小说是在建议读者采取极端的行为，以便能将这个只顾捍卫自己族群的J议员消音，这样便可天下太平。

这篇短篇小说的作者查米瓦利亚（Chamil Wariya）是马来西亚报业协会（Malaysian Press Institute）的执行长，之前曾在平面和电子媒体工作，包括由巫统控制的《马来西亚前锋报》集团和第三电视。

毁灭郭素沁政治生命的议程

政治作者法沙慕斯达化（Faisal Mustaffa）告诉《独立新闻在线》，他并不排斥讽刺性的创作，但该短篇小说的主角J议员显然在影射郭素沁，而且有自己的政治议程，即要毁灭郭素沁的政治生命。

他说：“这篇小说的讯息存有恶意，称J议员应该被杀害，这是非常危险的，将激发人民的愤怒，并鼓励他们采取极端行动。这里涉及的是人命，非常危险的。我们已知道较早前郭素沁的家已遭人丢掷汽油弹，汽油弹内还放了铁钉，这些铁钉在汽油弹爆炸时可成为子弹。”

“我不希望有人因为这篇短篇小说而死亡。作者可以通过讽刺文学表达自己的看法，但不要建议别人采取极端的暴力行动。作者这样写是不道德的。”

法沙（右图）认为，撰写政治小说的作者可以抨击某政党的意识形态，但不要针对个别人士，而从《马来西亚前锋报》一连串抹黑郭素沁的文章的脉络可看出，这篇小说是有政治议程的。

根据法沙的分析，巫统对失掉雪州政权一直不能释怀，这次大选成绩显示雪州里55%的马来选民，很多都支持在野党，因此巫统希望借着散播种族主义思想，重夺那55%的马来选票。而《马来西亚前锋报》不断攻击郭素沁的目的也在此，将她描绘成一个反马来人和反回教的在野党领袖，以引起马来人对她和华族的仇恨。他以513事件和甘榜美丹（Kampung Medan）发生的所谓种族冲突为例，巫统就是希望通过种族主义重夺政权。

他认为，作者若不认同故事主角的观点，大可以安排该青年与J议员辩论，以知识（intellectual）挑战她，而不是滥用宗教、种族和暴力，达到自己的议程。作者这么做已滥用了美学道德。

经常撰写关于回教、政治分析文章的部落客温宝兴也表示，撰写这篇小说的作者只是为了制造话题，希望人民能作出回应。

他说：“这篇小说本身含有煽动成分，并尝试以非常狭窄和肤浅的故事线引起注意和支持。”

也是华裔回教徒的他认为，这篇小说根本不应该刊登，而其背后的议程也惹人猜测。读者应该漠视小说中尝试建议和影射的事情，并记得我国社会真正面对的课题是什么。此外，民众可以批评这篇小说，以便作者可以聆听另一边的声音。

作者：不是接到巫统指示而写

作者查米（右图）接受英文网站《The Nut Graph》的访问时表示，他这篇小说并非以郭素沁为蓝本，而是要通过J议员的角色带出国内的种族政治。他也否认自己受到巫统的指示而撰写该小说。

询 及他如何合理化小说最后的谋杀情节时，他表示：“不要直接看待小说中的结局，也应看里面隐含的东西。我必须强调在小说中被谋杀的不仅是政治人物，而是极端 的思想，无论这些思想从何而来。短篇小说的结局必须在那个情境下阅读。但如果一个人选择以另一种阅读方式，我不能说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倾向，完全视乎 个人的意识形态、想法和喜好是什么。”

回应该短篇会否激起人民采取暴力行动时，查米回应道：“肯定不会，如果该短篇激发人民采取暴力行动，我们应该见证了很多政治谋杀。就激发人民采取暴力行动而言，没有人可以证明短篇小说有负面影响。”

“短篇小说的读者是聪明人，能够辨明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根据作者的想象力。他们可以不认同作者撰写小说结尾的方式，但我认为他们能以开明的态度接受，这不过是一篇小说而已。只有特定人士对故事的剧情觉得冒犯，并大事宣扬，大部分读者都相当正面和理性地看待这篇小说。”

尽管作者否认以郭素沁为蓝本，不过较早前民主行动党社会青年团和蕉赖妇女组已报警投诉作者查米和《马来西亚前锋报》尝试破坏郭素沁的形象。他们也称该媒体和作者蓄意唆使别人以暴力对待郭素沁。

马来西亚律师公会人权小组主席云大舜（左图）表示，在《诽谤法令》下，即便是文学创作，只要读者一读该小说时，即联想到是某个人，而那个人又可以证明作者是恶意的话，他便可起诉该作者和出版社诽谤。

尽管文学创作有虚构成分，但是云大舜认为，文学作品仍受制于《诽谤法令》，只要原诉人能够证明里头的看法是恶意的，便可起诉对方。

昨天，18个党团如独立新闻中心（CIJ）、废除恶念法令联盟、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学运、回教姐妹组织、马来西亚人民之声等也发文告要求作者和《马来西亚前锋报》向公众道歉，并收回该小说，而该报应该展现其负责任和专业的一面。而为了做出补偿，作者应该为该议员的服务中心担任义工。

刊登媒体应该把关负责

我 国旅台学者、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张锦忠接受《独立新闻在线》电邮访问时表示，史上也有许多影射小说。影射得太明显，难免会被当事人控告。但是说 小说对读者有坏影响，说小说影射某某人，可以是两回事，也可合二为一，此篇即如此：影射某人为某种族公敌，故遭人除之而后快。

“虽然作者没要读者不妨效尤，但作者的“司马昭之心”，无论“死人活人”皆知。而刊登小说的编者，当然也是司马氏家族，说不定这还是篇特约稿。”

专于研究当代英文和华文文学的他说：“换句话说，作者怎么写，写什么，我们很难提出道德标竿下指导棋，禁书也有很多人写啊。但编者，尤其是报纸的编者，掌握社会公器，就应该负起把关的责任。”

“我并不担心种族情绪会否遭该篇小说煽动，因为种族情绪早已被政客煽动。我们应该探讨或反省的是，怎样的社会促成这样的作品产生？怎样的政客还在煽动种族情绪？”

他在回复本刊的电邮中抛出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建立怎样的公共领域（报纸即公共领域，此领域被巫统或马华公会控制，或被张氏垄断都不是好事），我们要不要进入公民社会，还是停留在种族主义（communal） 社会的冰河时期就算了？”

不过，他认为，从积极的层面来看，如果该篇小说让我们了解“烈火虽然熄灭，同志仍需努力”，那也就功德无量了。

从文本分析看小说

文学创作者贺淑芳则尝试从小说的文本解读该小说。她认为，这部小说明显地透露出一种马来民族主体“丧权”的阴影，与此同时文中有许多辩驳相斥的声音，有一重又一重在意识形态碰撞下的焦虑不安与矛盾。

小说在开首部分，给了这位被外界认为是“反马来人”的J议员相当大的篇幅进行内在的自我辩护，并从中嵌入了我们熟悉的话语，关于人权组织和马来族群所给予的支持，并且意识到J议员的争取并不是种族极端主义。小说中略带挖苦的描述，其实也曝露了它已意识到当今在媒体上讨论与辩论过程中冒出的新观念，如追求改变的新马来西亚人。

但小说有些地方无法摆脱长期以来主流叙述中所强调的，马来人对华裔的“恐惧”。透过司机阿末追忆父亲传述的513事件，也完全是官方的叙述版本。或许这连串的忧心忡忡，实际上也成了小说“虽然已了解”但“还是无法超越”的悲观无力感：是否每个社会成员，都只能为自己的族群争取权益？是否每个人都不能超越自己的族群利益来想问题？

尽管小说透过马来司机的口提出：任何人都可以为自身族群争取利益，然而他希望这种争取最好超越种族的局限。因此小说呈现了马来人选民支持 J议员，而J议员竟然被同族华裔学生杀死。然而，所谓超越种族的局限之后，小说希冀传达的这种“争取”，到头来到底会成为谁在“争取”谁的利益呢？诸如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到底造成怎样的欲望与诉求压抑，贺淑芳认为，这是小说有意避开的问题。

此外，结局谋杀部分的“杀”是一种象征，传达着小说作者对所谓追求“社会和谐”的焦虑感。从遗书内容的逻辑看来是这样：假如J议员继续活着，那就得把她杀死，只要没有她发出“噪音”，社会比较会“保持和谐”。换言之，这里几乎也默认：要保持“社会和谐”的代价，应采取的手段就是谋杀和自杀，从而达到沉默等于和谐的目的。

贺淑芳认为，这部小说因为各种交杂的因素，包括对于丧失种族利益的恐惧、3月8日全国大选以后，席卷我国社会的打破种族界限追求改变的观念，以及依然巩固在社会成员观念与记忆中的主流官方权威的叙述等，使得它的讯息与立场混杂、混乱而暧昧。

她认为，与其研究这是不是巫统打手所写的典型文章，不如看小说里矛盾的东西是在表达什么以及它面对的局限是什么。那么多暧昧和模糊不明反而是好的。不管它曝露出的那些讯息，多么让人感到不舒服，看完以后，能讨论一下也是不错的。